李白诗云“海(hai)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qiu)”。对习(xi)惯(guan)于(yu)定居(ju)在坚实稳定的陆地上、安土重(zhong)迁的人群而言，尤其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全(quan)球贸(mao)易时代拉(la)开帷幕前后，人类对于(yu)船舶的建造和驾驭能力、海(hai)洋地理的制图学和定位技术(shu)、五花八门(men)的海(hai)洋生物的知识储(chu)备，都尚在草创和积累阶段，此(ci)时人类眼(yan)中的海(hai)洋充斥着变动不居(ju)、晦(hui)暗(an)暧昧的神秘力量，通常被视为混乱(luan)、嘈杂和难以知晓(xiao)的威胁的隐喻，同(tong)时又因其储(chu)存着数不胜数的、功(gong)效(xiao)超凡脱俗的宝(bao)藏而引人遐思(si)，是一个混杂着恐惧和新奇、“微茫难求(qiu)”的存在。
与海(hai)洋抗争又共生的海(hai)上人，则长久(jiu)地担当着完成(cheng)陆地与海(hai)洋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中介。他(ta)们所带来的音(yin)讯，当然不只是蓬莱方(fang)丈海(hai)中仙人的神话，更多的还是来自远洋贸(mao)易的、切实可感的罕见奇珍。杨斌(bin)的《人海(hai)之间：海(hai)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讲述(shu)的正是一段段“来自海(hai)洋的故事”，它们如同(tong)被波浪冲上海(hai)岸的贝壳，经过作者捡拾和打(da)磨，闪耀出它们在历史之海(hai)中原(yuan)本的痕迹。
作者｜邱雨
《人海(hai)之间》，作者：杨斌(bin)，广西师范大(da)学出版社 2023年9月。
海(hai)洋：从(cong)生态(tai)背景(jing)到全(quan)球化的经纬
进入本书的内容之前，先要概述(shu)历史学的研究者与读者们，对海(hai)洋进行观测、呈(cheng)现和认知的方(fang)式，以此(ci)确定本书在学术(shu)史的知识系谱中的位置。简而言之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作为“环境”的海(hai)洋。这种视线聚焦于(yu)人类行为和自然变迁相互改变的环境历史，关照的是海(hai)岸线侵蚀痕迹中潮汐与江河力量的进退消(xiao)长，海(hai)盐晒制、渔场捕捞(lao)等等采掘海(hai)洋物产的经济生业，生态(tai)危机时代的全(quan)球变暖、海(hai)平(ping)面上涨，以及布罗(luo)代尔在其不朽之作中，描摹出来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结构(gou)性变动的基底，也(ye)就是无(wu)数如同(tong)萤火起落版的短暂事件(jian)，所映照出来的“伟大(da)地中海(hai)”的轮廓(kuo)。
其次是，作为“网络”的海(hai)洋。它关照的是港口与地点、船舶航程的线，以及驱动点线连结成(cheng)网的海(hai)洋上的流动者，他(ta)们携带着政治使命或商品、金钱或知识、信仰，穿行在不同(tong)海(hai)洋与陆地之间，共同(tong)构(gou)成(cheng)了多个相互连接的循环结构(gou)，在成(cheng)型的网络结构(gou)中，人、物和地点被赋予并持续地再生产出特定的网格意义和重(zhong)要性。这其实是被诸多研究海(hai)洋的学者所身体(ti)力行的，布罗(luo)代尔的言外(wai)之意。
网络广泛地存在于(yu)亚洲的各大(da)海(hai)域中，乔杜里的《印度洋的贸(mao)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1983）详细描述(shu)了公元8-18世纪印度洋中相互重(zhong)叠、竞争、互补的贸(mao)易网络，在这些网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tong)于(yu)西方(fang)现代市场所定义的“自由贸(mao)易”和经济专(zhuan)业化，伊斯兰教(jiao)以一种扩散渗透的形式存在，以及没有被殖民性催(cui)生的民族国家(jia)领海(hai)权所束缚和垄断的海(hai)洋使用自由。瑞德的《东(dong)南亚的贸(mao)易时代》（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还原(yuan)了被欧洲人带来的殖民统治和贸(mao)易体(ti)系摧毁之前的东(dong)南亚海(hai)洋世界。被称为十(shi)字路口的它是联结亚洲海(hai)域和地中海(hai)世界的桥梁，其带来的经济繁荣促进了港口城市的兴盛(sheng)和普世宗教(jiao)的多元化，以及内部高度整(zheng)合的区域性网络。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为我们揭示了华夷(yi)秩序下的朝贡、商品贸(mao)易、华人移民网络和宗教(jiao)信仰传播所构(gou)成(cheng)的东(dong)亚海(hai)域“连锁”，它们受到帝国政治、发财致富的野心或者虔诚信仰的驱使。这些贸(mao)易交流的圈层在西方(fang)人到来前孕育了“东(dong)亚现代性”和“国际契机”。从(cong)印度洋到东(dong)海(hai)的交流网络，是本书作者书写的“船、物、事、人”所镶嵌和存在的那个结构(gou)性存在。
滨下武志，1943年生，日本著名历史学家(jia)、汉(han)学家(jia)，曾任日本东(dong)京大(da)学、京都大(da)学和龙谷大(da)学等大(da)学教(jiao)授，成(cheng)为日本汉(han)学界第一位在东(dong)大(da)、京大(da)这两(liang)所日本最高学府中同(tong)时任职的双聘教(jiao)授。此(ci)外(wai)，先后在法国社会科(ke)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奈尔大(da)学、香港大(da)学等著名学府任客座研究员、客座教(jiao)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dong)亚经济史、东(dong)南亚华侨华人史等。
再次是，作为“意象”的海(hai)洋。其关照的是围绕着海(hai)洋、人员、物产和神怪所形成(cheng)的知识脉络和意象结构(gou)，这种知识和意象来自于(yu)陆上人与海(hai)客们如何想象自身的存在方(fang)式和世界图景(jing)，以及不同(tong)类型的想象的接触(chu)、转(zhuan)译、凝结与文本化。历史学家(jia)能够从(cong)罗(luo)德岛海(hai)岸的痕迹，推断出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yu)“地球是否被有意设计”“地球构(gou)造是否影响了个人道德和社会性质”“人类以何种方(fang)式将地球从(cong)它假设的原(yuan)始(shi)状态(tai)做(zuo)出改变”这些大(da)哉问的思(si)考和回应。
当然，真正令作者欲罢不能的可能还是知识本身。看到考古遗迹和古书之后，历史学家(jia)希望解决的当然是“黑石号航线的历史地理学”或“龙涎(xian)香的来龙去脉”，但对“船上究竟有什么宝(bao)物”、“各种文献是如何记录龙涎(xian)香”“传说中的女儿国和人参果”的纯粹好奇，或许才足够驱动作者用随笔的形式对这些博物学性质的知识进行记录并出版分享(xiang)。关于(yu)传统中国的博物知识世界最为卓越(yue)的研究《中国伊朗编》《撒马尔干的金桃》的篇章都可以视作随笔或者考证札记，这种古典写作形式仍然是当下传播博物学知识的优秀载体(ti)。这种兴趣的推动力持久(jiu)绵长，能够从(cong)传统时代的旅行者和博物学家(jia)，一直(zhi)影响到身处当代大(da)学办公室中的学者，以及关心本书的读者们。
海(hai)洋牵动的知识与物质交流
作为学术(shu)随笔，本书的内容按类区分、纲举目张(zhang)。如作者所言，四个关键词(ci)“船、物、事、人”足以概述(shu)本书的核心内容。第一部分“船”是载体(ti)也(ye)是视线进入海(hai)洋世界的起点，作者介绍(shao)了1974年在泉(quan)州湾发现的南宋沉船泉(quan)州一号，1998年在印尼海(hai)域发现的阿(a)拉(la)伯式海(hai)船“黑石号”，1987年发现于(yu)阳江海(hai)域并在2019年打(da)捞(lao)完成(cheng)的“南海(hai)I号”。
第一章中，作者根据泉(quan)州一号打(da)捞(lao)出的香料产地、海(hai)贝来源和船体(ti)生物的品种，将南海(hai)一号的返航地点，从(cong)原(yuan)本学者认为的三佛齐，西推到了印度洋，并试图用文献还原(yuan)出可能的航行路线。第二章的黑石号使用的是典型的“缝合船”造法。此(ci)法被马可波罗(luo)称为“无(wu)钉之船”，汪大(da)渊(yuan)则称之为“马船”，被广东(dong)当地管理贸(mao)易的官员所熟悉，最终在十(shi)八世纪中期后不再见于(yu)记载。从(cong)历史记述(shu)、船体(ti)形态(tai)和所用木材(cai)产地等证据判断，该船来自缝合帆被普遍使用的阿(a)拉(la)伯世界，其驰骋于(yu)东(dong)亚海(hai)域的情形，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见。第三章转(zhuan)向保(bao)存相当完好的南海(hai)I号，它在南宋中期始(shi)发自刺桐城泉(quan)州，所载贸(mao)易品主要是来自龙泉(quan)窑、德化窑、磁灶窑的精美瓷器，半成(cheng)品的铁制兵器和成(cheng)品炊具，以及华美精细的金器，船上巨量的铜钱说明其目的地应该是将铜钱作为货币的东(dong)南亚地区。作者认为，船只在中国制造、用于(yu)远洋贸(mao)易、船员以华人为主，都足以说明面对海(hai)洋“宋代中国是主动进发”、“革命性的变革”。
清绘本《福建省海(hai)岸全(quan)图》中的泉(quan)州。
第二部分“物”，也(ye)即见于(yu)三艘沉船的中外(wai)贸(mao)易商品。第四、五章讲述(shu)的是难得(de)一见的龙涎(xian)香。它是沉溺修(xiu)道的朱厚熜所汲汲搜求(qiu)的炼丹原(yuan)料，然而由于(yu)海(hai)禁造成(cheng)的贸(mao)易隔绝，终嘉靖一朝户(hu)部都未能大(da)量购得(de)。然而，龙涎(xian)香在晚明的宫廷社会史中还是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诞生于(yu)抹香鲸胃(wei)部的龙涎(xian)香，在中外(wai)文献记述(shu)里，无(wu)疑是神秘海(hai)洋所凝聚出的、罕见罕闻的精华，然而古代博物学家(jia)们只能推断该香与琥珀同(tong)类，且是某(mou)种海(hai)洋动物的遗蜕。第六章作者回到了熟稔的海(hai)贝。产自马尔代夫的贝币，在汪大(da)渊(yuan)笔下用于(yu)马尔代夫与孟加拉(la)地区的稻米交换(huan)，到了大(da)航海(hai)时代，又被葡萄牙(ya)人带去西非作为黑奴贸(mao)易的一般等价物，奴隶贸(mao)易被废弃后又用来购买棕榈油，甚至在汉(han)籍(ji)中被本土化成(cheng)了生僻字专(zhuan)名（左贝右巴，或者左贝右八）。
第七章是“浑身是宝(bao)”的椰子的故事，马尔代夫盛(sheng)产不怕浸泡的椰棕是绳索的理想材(cai)料，对于(yu)海(hai)船搭建和航海(hai)生活(huo)必不可少；椰树果实可以直(zhi)接食用或者提炼加工，是最基本的食物来源，且有药用功(gong)效(xiao)，因此(ci)在明代进口颇多。更神奇的是用椰壳可以制成(cheng)航海(hai)用水时表，依据其沉水时间（一次约一个半小时）来判断航行时间。本章充满(man)了椰子运(yun)用在生活(huo)中的丰富细节，读来清新可喜(xi)。第八章涉及到诗词(ci)歌赋中的常见意象珊瑚，这种“海(hai)底宝(bao)树”随着南海(hai)的远洋贸(mao)易，与佛教(jiao)思(si)想（珊瑚乃七宝(bao)之一）一同(tong)被输入中国，是珍贵奢靡之物的象征。
“南海(hai)一号”右侧中部船舱位置散落着一摞摞福建德化窑白瓷器和福建磁灶窑绿釉器。新华社 图
第三部分“事”，在虚实之间勾(gou)稽甄选了在印度洋和海(hai)洋中国之间流传的海(hai)洋知识、信息与文化以及各色“海(hai)上流言”。第九章中，作者介绍(shao)了位于(yu)南海(hai)与印度洋的连接枢纽地带的马尔代夫，星罗(luo)棋布的岛链使得(de)海(hai)盗都不敢轻易袭击。该岛屿在本土和欧洲的地理知识体(ti)系中的称呼颇有不同(tong)。16世纪前，汪大(da)渊(yuan)记载为“北溜(liu)”，郑和的同(tong)行者马欢称之为“溜(liu)山国”，可能是当地语言的音(yin)译，也(ye)可能取“溜(liu)”字意为“急流中小岛”的本义。16世纪后耶稣会士们则在带来西方(fang)地理知识的同(tong)时，将Maldives音(yin)译为“马尔地袜”。这一细微的名称改变，足以具体(ti)而微地呈(cheng)现，16世纪前后华人与欧洲人带来的两(liang)种贸(mao)易网络和知识系统，在印度洋南洋一带的此(ci)消(xiao)彼长。第十(shi)章讲述(shu)的是从(cong)中国传到西方(fang)的鱼鹰传说，其中各种目击记录包括，最早是意大(da)利的方(fang)济各会士鄂多立克在1320年代的钱塘江的记录，葡萄牙(ya)人在16世纪中抵达(da)中国的亲眼(yan)所见；法国人皮埃尔在1602年到达(da)马尔代夫，听闻了来自中国的捕鱼巨鸟的故事；以及17、19世纪两(liang)次访华的荷兰使团绘制的鱼鹰图画，以及鸦(ya)片战争后的法国旅行家(jia)的所见所闻。
第十(shi)一章进入信仰世界。412年法显在大(da)风颠覆船只时诵念观世音(yin)后安然无(wu)恙，《莲华经》盛(sheng)赞观世音(yin)可以救人于(yu)大(da)水之中，而后文献中观世音(yin)在海(hai)上救人的记述(shu)屡见不鲜。佛教(jiao)还将海(hai)龙王“收编”为护教(jiao)神祇，改编自郑和下西洋的明末小说《西洋记》有铺陈四海(hai)龙王像燃灯(deng)佛献宝(bao)的故事。十(shi)二章讲述(shu)了海(hai)中的女儿国传说，汉(han)文典籍(ji)中有陆上女国（玄(xuan)奘有记录）和海(hai)中女国（东(dong)海(hai)或者西南海(hai)岛均有），10世纪的阿(a)拉(la)伯人伊布拉(la)西姆则留下了女人岛的故事。不过作者没有分析这些记载模(mo)糊含混的文献，在史源上或许存在承续、因袭的关系，且未考虑文献记述(shu)的可信性；用洪迈《夷(yi)坚志》中落难海(hai)商与海(hai)岛女子结合产子的故事，来说明女儿国的繁衍可能是借助外(wai)来男子云云，则不免异想天开地混淆了来源不同(tong)的传说和可能的历史情境。
法显《佛国记》宋代刻本。
第十(shi)三章的主角是美人鱼和人参果。阿(a)拉(la)伯人笔下声音(yin)诱人的海(hai)中女妖，无(wu)疑是荷马史诗中赛(sai)莲的“变体(ti)”，作者又大(da)胆(dan)推想，东(dong)汉(han)的甘英遭遇的海(hai)中“善使人思(si)土恋慕”的事物也(ye)是赛(sai)莲；《西游记》人参果的来源可能是阿(a)拉(la)伯博物学家(jia)记载的名为“瓦克瓦克”的人形果实或者能延年益(yi)寿的“法尔斯树”。
但是其中记载的知识的传播链均空(kong)缺甚多，根本无(wu)从(cong)判断《西游记》及其来源故事的记述(shu)、写作者们，究竟能否看到阿(a)拉(la)伯文献或其汉(han)文转(zhuan)译、故事变体(ti)，作者的想象最多可备一说，难以确证。以及传统中国的博物学记述(shu)中，人参得(de)名自其形态(tai)有如人类，且“如人形者有神”（陶弘景(jing)注释《本草》的用语），而从(cong)文献时间顺序和亲缘性上看，人参果的知识溯源应该是“中亚某(mou)传说—任昉《述(shu)异记》—元代周致中《异域志》”，未必直(zhi)接取材(cai)自同(tong)样有更早知识来源的《印度珍异记述(shu)要》。作者的推断有过度看重(zhong)博物知识的印度洋属性而忽视了其他(ta)来源之嫌。简言之，这两(liang)章暴露了作者在知识传播链条(tiao)和阅读史上的轻忽，对于(yu)海(hai)洋的过分偏好，以及核查史料来源时的草率，相对而言是全(quan)书中的败笔。不过平(ping)心而论，随笔写作确实无(wu)法面面俱到。
第十(shi)四章“港口的爱情”巧妙(miao)地引入了性别视角。海(hai)洋水流的不稳定性、海(hai)上人高度流动和朝不保(bao)夕的生活(huo)，均无(wu)法为将婚后女性贬斥为父权制家(jia)庭的附属物的婚姻(yin)、家(jia)族制度提供根基，前现代的马尔代夫的“强(qiang)健的女性”有更大(da)的爱情婚姻(yin)自主权，她们与到访海(hai)客们在婚姻(yin)缔结和解除上的随意，让习(xi)惯(guan)于(yu)稳定夫妻制度的人颇感诧异。有趣的是，秉持不同(tong)伦理的记载者对此(ci)现象褒贬不一，阿(a)拉(la)伯旅行家(jia)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连娶四女、乐不思(si)蜀(shu)，17世纪到此(ci)的荷兰军官认为此(ci)事“并非什么大(da)不了的事”，看重(zhong)当地宗教(jiao)氛围的回人马欢不置一词(ci)，而汉(han)人汪大(da)渊(yuan)则愤愤不平(ping)地说“妇(fu)不知耻”，小说《西洋记》干脆要“用夏变夷(yi)”。从(cong)中可以发现，在海(hai)洋网络中相互竞争的，不止是贸(mao)易上的对手(shou)，或者争取信众的各色宗教(jiao)，还包括更为常识性的伦理观念和性别意识。然而曾经自由选择(ze)配偶(ou)的马尔代夫人，最终还是被设立家(jia)庭财产权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强(qiang)制婚姻(yin)登记的现代国家(jia)机器、法律系统双重(zhong)加持下的“一夫一妻制”所吞没。顺带一说，这种自由婚姻(yin)的状况恐怕才是上文提及的《夷(yi)坚志》故事真正的参照系。
中国元代时期来华的摩(mo)洛哥人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
第十(shi)五章讲述(shu)了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以及这段历史记忆(yi)被长久(jiu)淹没的缘由。作者分析了大(da)起大(da)落背后的吊诡之处，永乐年间的七下西洋是“举全(quan)国之力，创造万国来朝气象”的政治作秀和政府放纵，其财政入不敷出、经济上得(de)不偿失(shi)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此(ci)后包括海(hai)禁在内的一系列的矫枉(wang)过正、过度刹(sha)车(che)，“政府拒绝市场”，民间与印度洋正常商贸(mao)被强(qiang)制停(ting)摆，“唐宋元以来海(hai)洋亚洲的贸(mao)易网络出现骤变，中国的陆地经济实体(ti)和海(hai)洋世界各奔东(dong)西”。重(zhong)视海(hai)洋而不得(de)其法，只能面对适(shi)得(de)其反的结果。此(ci)类过度强(qiang)调帝国秩序和强(qiang)化朝贡体(ti)制的海(hai)洋网络，最终使得(de)传统中国失(shi)去了与海(hai)洋贸(mao)易体(ti)系进一步整(zheng)合的历史契机，也(ye)使得(de)波澜壮阔的西洋之旅成(cheng)为了中华帝国交通海(hai)洋的落日余晖、回光返照。
中国真的错失(shi)了海(hai)洋时代吗？
这段对于(yu)传统中国无(wu)法转(zhuan)型为荷兰、英国一般的海(hai)洋帝国的议(yi)论，应该是作者的得(de)意之笔。中华帝国退出印度洋舞台，以及西力东(dong)渐、欧洲人在东(dong)南亚印度占据绝对主导，这一前一后发生的两(liang)个历史过程，无(wu)疑是海(hai)洋霸权中心转(zhuan)移的重(zhong)要表征，作者在揭示这些现象后，却对背后的结构(gou)性、制度性因素避(bi)而不谈，只是暗(an)示政治权力、国家(jia)暴力推动下的海(hai)洋网络的建立自有其极限。以及，可追问的是，葡萄牙(ya)人、荷兰人、英国人背后难道没有政府“放纵”或“拒绝”吗？相较之下，明帝国初期对于(yu)海(hai)洋航行给出的支持反而远远大(da)于(yu)财政青(qing)黄不接的欧洲王室，看来大(da)分流何以发生，仍然无(wu)法用“政府放纵或拒绝市场”来一笔带过。
第十(shi)六章作者援引了张(zhang)爱玲的文学世界中对于(yu)东(dong)南亚的想象和书写，以及她未能写成(cheng)《郑和下西洋》的遗憾。张(zhang)笔下的南洋经验取材(cai)自她的密友(you)和母亲，作者认为，她将这些华侨的生平(ping)处理为“中华边缘的他(ta)者、也(ye)是‘我们’的对照物”。不知为何，作者未提及的是，1939-1942年张(zhang)爱玲就读于(yu)香港大(da)学，来自南洋的海(hai)风曾经吹拂(fu)在她身畔，或许没什么比切身感觉(jue)更能激(ji)发一个作家(jia)的想象力和创作欲。以及，作者更应选择(ze)来自南洋的创作者们——最典型的是马华作家(jia)群，知名者有黄锦树、陈大(da)为、张(zhang)贵兴、温瑞安等等——他(ta)们生长于(yu)边缘又无(wu)法割舍认同(tong)，不甘被当成(cheng)“他(ta)者和对照物”，又在文化想象与政治现实的中国之间犹疑。凡此(ci)种种，无(wu)疑更符合作者希望展现的人与海(hai)洋的复杂纠葛。但张(zhang)爱玲毕竟是家(jia)喻户(hu)晓(xiao)的文学史人物，选择(ze)她而非姓名不见经传、作品晦(hui)涩(se)难读的马华作家(jia)，也(ye)是顾及读者的阅读体(ti)验和销量的写作手(shou)法吧(ba)。
明代东(dong)西洋航海(hai)图（塞尔登地图），是一幅17世纪的地图，原(yuan)作者不明，用汉(han)字标注有105个地名，范围涵盖今日本、朝鲜半岛、东(dong)南亚与部分印度地区。
第四部分聚焦于(yu)“人”。作者逐(zhu)一追述(shu)了从(cong)汉(han)晋到明初的千余年中曾到达(da)印度洋世界的古人。首先是第十(shi)七章的黄门(men)译长，也(ye)即隶属黄门(men)（宫廷门(men)禁管理者）的翻译人员，作者认为，他(ta)和同(tong)伴(ban)们应在公元前1世纪出行，从(cong)北部湾沿海(hai)岸线航行，又步行横穿中南半岛，再渡(du)海(hai)到达(da)了印度东(dong)南的黄支国，然后携带大(da)珍珠在内的众多珍宝(bao)返程。合浦汉(han)墓群出土的大(da)量来自南洋的文物足以证明北部湾与印度洋的频繁贸(mao)易。第十(shi)八至十(shi)九章的主人翁们是求(qiu)法僧(seng)侣，法显耗费十(shi)三年时间，先从(cong)中亚到印度，又首次横渡(du)印度洋返回。法显同(tong)时代前后，有朱士行、昙无(wu)竭、智严等高僧(seng)渡(du)海(hai)求(qiu)法。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往返印度的海(hai)路已然为唐代人所熟悉，僧(seng)人义净则是首位见于(yu)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往返印度洋的中国人，整(zheng)唐一代经海(hai)路去天竺的中、日、新罗(luo)僧(seng)侣为数甚多，玄(xuan)宗时的慧超更是从(cong)印度海(hai)辗转(zhuan)行到地中海(hai)世界。第二十(shi)至二十(shi)一章依次述(shu)及了怛罗(luo)斯之战被俘的杜环及其《经行记》，以及从(cong)唐到明的使节杨良瑶、王元懋、亦黑迷失(shi)、杨庭璧、杨枢、郑和。其间情形已成(cheng)为佛教(jiao)史和中外(wai)交通史的基本常识，在“人”这一部分中，作者除抄(chao)录前人外(wai)并无(wu)太多发明，是本书中相对单薄(bao)的一部分。
单薄(bao)之外(wai)让人遗憾的是，被歌颂为“筚路蓝缕(lu)”者的人生轨迹和行进路线无(wu)一例外(wai)是“从(cong)陆到海(hai)”，背负着政治诉求(qiu)和文化使命，所期待(dai)者也(ye)多是另一片大(da)陆的宝(bao)藏——他(ta)们仍然是来自陆地的精英，不属于(yu)这片海(hai)域，也(ye)只会在旅途中被海(hai)洋阻挠。从(cong)郑和事件(jian)的议(yi)论中能看出，作者并非对政治意图过度干预(yu)海(hai)洋网络的危险性熟视无(wu)睹，然而受限于(yu)史料多寡，作者也(ye)只能将笔墨(mo)聚集在背后有政治力量与历史书写所支持的人群上。如果我们将历史主体(ti)，转(zhuan)移到从(cong)生到死(si)未曾着陆、被围困在海(hai)洋之中的边缘人群——比如无(wu)祖产可落脚、不见于(yu)户(hu)籍(ji)、散发腥(xing)臭、被陆地人歧视的疍民——去感受他(ta)们的生命经验，思(si)考他(ta)们的价值体(ti)系和意识形态(tai)图形，恐怕就不能得(de)到横跨海(hai)洋、建立贸(mao)易网络的辉格解释式的宏大(da)历史。
对他(ta)们而言，陆上人无(wu)比觊觎的珊瑚和龙涎(xian)香，可能也(ye)不过是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jing)；稳定家(jia)庭、家(jia)族世系也(ye)是难以想象的事物；在水浪中起落沉浮才是生活(huo)的基本模(mo)式。在这里各类贵贱、强(qiang)弱、是非的标准都发生了浮动。比起作者在书中试图打(da)捞(lao)的，带有浓厚精英主义色彩的人（伟大(da)人物）、事（重(zhong)要事件(jian)）、物（奇珍异宝(bao)），他(ta)们的声音(yin)或许才真的是淹没在汪洋大(da)海(hai)中的浮沫(mo)，对此(ci)，历史学不得(de)不增添一种历史人类学的关怀，解构(gou)原(yuan)本基于(yu)陆地而形成(cheng)的边界和归属感，以将更复杂多样的海(hai)上人的历史，从(cong)“海(hai)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附属”或者“海(hai)中宝(bao)藏与文物才值得(de)关心”种种陆上人的意识形态(tai)和文化霸权中解脱出来。这应当不是对曾写出《流动的疆域》、对于(yu)西南边疆族群的支离破碎怀有无(wu)限“理解之同(tong)情”的作者的过度苛求(qiu)。
撰文/邱雨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校对/王心